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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与理性

纪伯伦在《沙与沫》中有这样的语言:“上帝憩于理性,上帝行于热情。”临行的圣贤智慧地回答了女祭司的提问。而我们亦走在热情与理性萦绕的道之上,左手是热情奔放的百花园,右手是理性适于思考的麦田,携着热情与理性休憩、行进。

理性与热情相互联结,密不可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热情的基础与内涵,而热情又是理性的外延与扩张。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对权力有着深切向往的人,他是一代明君也是一个狠角。相信每个君主对自己的敌对集团都有着最深切的恨意——由对专制权力的热情而转化,也相信他们对权威的热情高于对屡次忤逆自己的臣子的耐性。唐太宗也不例外,他有着对皇权的极大热情。然而,他的理性更占主导。他不仅免了以前辅佐对手的魏征一死,还将他纳为丞相,辅佐自己处理国家大事。面对魏征的无数次的谏言,他也恼,但理性占据上风,他纳谏反省。正是他的理性在热情中的渗透,大唐王朝才能迎来繁荣富强,中国历史才能出现贞观之治。

早在年前,“爱国需要理性”等文章屡屡见于报端。中日两国素有民族积怨,而日本政府不承认历史,歪曲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行为激怒了许多中国爱国之士。大学生中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潮流,国人的爱国热情高涨。可是,这真的对吗?我们是否过于偏激,太不理性?

记起建筑家梁思成。他痛恨日本人,胞弟在保卫成都时牺牲,国家又遭受蹂躏,家恨国仇卷席着他。然而,当美国准备向日本发动进攻时,他向美国长官请求绕过日本古建筑,在地图上圈出各城市的古建筑,恳请将军保护好这些日本古建筑。他难道不恨日本人吗?不,他恨。他难道没有爱国热情吗?不,他有。只是他保护世界伟大建筑的理性思想置于爱国热情之上。也正因他的理想,日本的古建筑才完好无损,我们才得以见到这珍贵的财富。

白岩松说:“不应有缘无故的爱,也不该有非常简单的情绪性的恨。”没错,我们需要理性。

英国人热爱竞争运动,乐见运动员取得金牌。但他们并不支持首相大量地将体育资金拨给奥运会和世界杯。他们认为大众的健康远比金牌重要。他们热爱但不盲从。

今年威廉大婚,英国人热情很高,但被问及是否羡慕凯特或是接受威廉大婚礼的大排场时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女孩们不再做王妃梦,而是更趋理性;国民也拒绝为王室纳税更多。

当然,我们不仅需要理性,也需要热情。

张爱玲说“一个女人太过安静了,就不可爱了。”一个人太过理性,也未免失去了些乐趣。

德国人素以严谨、理性闻名,他们对艺术、生活乐趣的热情度不高。因而他们没有法国人的浪漫,也没有中国人的多彩,生活得刻板又古板。

科学家研究基于理性与严谨,踏实的学术和沉稳的心境;而若没有对这项事业的热情,怕也做不出什么成就吧。你看爱因斯坦、爱迪生、牛顿、袁隆平,哪个不是对科学有深深的痴迷而为之倾倒?不仅仅是科学家领域,任何方向的未来发展中,最生龙活虎,最富有潜质,成为学科才俊的便是“欢喜型”的人才。

如此看来,我们只有融和热情与理性,憩于其中,行携二者,不偏不倚,才可活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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